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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A股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告一段落，多家公司被出具“无法表示意见”审计报告，有的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，有的公司实控人甚至因涉嫌违规披露、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公安机关拘留。今日本报刊发的调查报道也发现，东方金钰信息披露涉嫌隐瞒重要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。舆情喧嚣之余，各方再度热议如何加大惩戒力度、严惩信息披露违规及财务造假这一老大难问题。

证券市场不仅是资金市场，更是信息市场，资金跟着信息走。真实、及时、完整的信息是证券市场的生命线。信息披露不实、财务造假的危害怎么说都不过分。特别是在科创板试点注册制紧锣密鼓、新股发行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大背景下，如何不折不扣做到真正以信息披露为核心，已成当务之急。

A股历史上，信息披露违规甚至被查实为财务造假的事件时有发生，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，破坏市场公信力，妨碍市场平稳健康运行，甚至成为金融风险的源头。财务造假、信披违规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，就是违法违规成本过低。今年2月22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，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，要解决金融领域特别是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过低问题。

在现有法律制度环境下，造假及信披违法违规往往会受到行政、民事、刑事三个方面的惩罚。行政处罚针对公司和个人的顶格处罚是罚款60万和30万；涉及到虚假陈述的民事赔偿制度虽已建立，但投资者维权成本高、赔偿金额有限，难以对违法者形成有效阻吓；刑事方面，《刑法》第161条所列违规披露、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最高刑期是3年。而与之相比，美国《萨班斯－奥克斯利法案》对违反财务报表披露要求的个人最高罚款100万美元和10年监禁，公司主管最高罚款额和刑期则为500万美元和25年监禁。惩戒力度孰轻孰重，一目了然。有鉴于此，这些年来，国内各界要求修改《证券法》和《刑法》、加大资本市场违法行为惩戒力度的呼声高涨。

加大惩戒力度固然十分必要，但不能因此忽视这样一个问题，那就是目前国内证券市场违法违规成本过低，主要原因可能还不是法律规定过松，而是刑法很少真正介入，未能有效发挥震慑作用。包括财务造假等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，往往金额十分巨大，即便是大幅提高罚款和赔款标准，也只是违法者收益的一部分，相比之下，牢狱之灾非同小可，更能让作奸犯科者望而生畏。遗憾的是，过去查实的A股财务造假案中，被判刑入狱的并不多。这种宽宏大量的以罚代刑、赔款消灾模式，客观上会刺激一些有潜在造假动机的人，基于成本收益算计，为谋取暴利，瞒天过海，铤而走险。

其实，对严重的信息披露违法、财务造假责任人追究刑责并非无法可依，根据2010年“最高检、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（二）”，违规披露、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案件有9种情形立予立案追诉，包括对股东、债权人造成损失50万元以上、虚增资产30%以上、虚增利润30%以上、未披露重大事项涉及金额为净资产50%以上等。如果严格执行这一标准，过往查实的绝大多数财务造假案责任人都可立案，甚至被判刑。可见，抓紧修改证券法，提高惩罚标准固然必要，但同样重要的是，加强执法，严格执法，全面执法，从根本上扭转造假者的成本收益预期，让造假者无利可图，得不偿失，甚至倾家荡产，身败名裂。

治乱需用重典。当前，有必要针对市场反应强烈、涉嫌信息披露违规和财务造假情节恶劣的重点公司，抓紧立案调查。对于调查发现属实的，应果断采取雷霆手段，全面依法从严追责，彻底断绝违法者“赔钱消灾”的念想。过往实践表明，证券市场执法的难点之一来自于地方利益保护，建议有关方面积极探索制度创新，突破地方利益格局，例如，借鉴金融法院的做法，设立金融检察院，让其不受地方掣肘，独立发起刑事调查和公诉，让该坐牢的一个都跑不掉。果能如此，以身试法者必将受到震慑，心存侥幸者必将望而却步。激浊扬清，A股市场风气也将变得更加清朗。